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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多少人會自認是成功的父母?

                發表時間:2019-05-29 17-05 來源:鳳凰網文化 【打印】 [瀏覽次數:]

                   瓊·狄迪恩,美國作家、記者。生于1934年,20世紀60年代步入文壇。她在小說、雜文及劇本寫作上都卓有建樹,在美國當代文學領域有舉足輕重的地位。2013年,美國政府授予瓊·狄迪恩美國國家人文獎章。

                  唯一的女兒因病離世后,作家瓊·狄迪恩陷入痛苦與糾結。悲痛之余,她以文字記錄與女兒金塔納的點滴回憶,以此與摯愛道別,獲得走出悲傷的力量。

                  她說,我們需要學會接受失去,就像接受偶爾的急流旋渦和每日的潮起潮落。

                  她在文字中探尋生與死、情感與自我之間的關聯:是否人們從根本上無法互相了解,甚至對彼此一無所知?是否因為我們的不同,使我對你的痛苦甚至離去的預兆置若罔聞?是否即便沒有生死的阻隔,我們也不曾真正親密?父母與孩子之間,究竟應該如何相處,日后又將如何相憶?

                  我不知道多少人會自認是成功的父母。

                  自覺成功的人一般會舉出那些象征著(他們自己)社會地位的東西:斯坦福的學位、哈佛的MBA、常春藤聯盟大學畢業生聚集的律師事務所的暑期實習。而不怎么愿意自夸做父母的技巧的人(也就是大多數人),會像念經一樣重復我們的失敗、疏忽、不負責任和各種托詞。

                  “成功父母”的定義經歷了非常明顯的變化:從前我們認為,成功的父母能夠鼓勵孩子進入獨立的(成人)生活,“提升”他們,放手讓孩子去飛。如果孩子想要騎著單車沖下陡坡,父母可能會象征性地提醒一下,沖下這個陡坡就會進入一個四岔路口。但歸根結底,最想培養的還是孩子的獨立精神,所以父母也就不嘮叨,不過多地提醒了。如果孩子想去做一項結局可能很糟糕的活動,父母可能會提醒一句,但只提一次,不會再說第二次。

                  我在二戰期間的孩提時代便是如此。在戰爭中長大,就意味著我需要比在和平時代更強的獨立性。父親是空軍的財政官,戰爭剛開始那幾年,母親、哥哥和我就跟著他,從塔科馬的路易斯堡到達勒姆的杜克大學,再到科泉市的皮特森基地。日子過得并不算艱難,但想想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期間,生活在美國軍事設施附近的那種異常擁擠、混亂不堪的狀況,我的童年也絕不是安居無憂。

                  在科泉市,父親的停駐時間比在塔科馬和達勒姆都要長,所以哥哥在周圍轉悠著交了朋友。我經常在精神病醫院走動,錄下我偷偷聽到的那些對話,自己創作些“故事”。當時,我從來沒想過,比起安穩地待在薩克拉門托,像其他孩子一樣去上學,當下的日子是一種多么不合理的生活方式。

                  但就算我覺得不合理,也不會有什么實質性的改變。世界正在大戰。戰爭不可能因為孩子們的愿望有任何緩和或轉移。孩子們容忍了這令人不快的事實,得到的回報就是他們可以創建自己的生活。這些孩子的父母面臨的最好選擇,就是任由孩子們自由野蠻地生長,而這背后隱含的影響,卻無人去深究。

                  戰爭結束了,我們又回到薩克拉門托的家。但家庭教育的主題依然是放任自流。

                  我還記得十五歲半拿到實習駕照時,就覺得可以吃完晚飯從薩克拉門托開車到太浩湖了。要沿著蜿蜒起伏的山間高速公路開兩三個小時,到達之后,我們又立刻轉頭開回去,因為車里的飲品都帶齊了,再沿著來路開兩三個小時回家。我開車消失在內華達的高山之中,而且還算是徹夜醉駕,結果爸媽一句都沒有說我。

                  我還記得,大概也是十五歲的時候,在薩克拉門托北邊的美利堅河漂流,結果被大水沖進一個分水壩,然后拖著漂流艇來到上游,又玩了一次。對于我這樣的行為,爸媽仍然一句話也沒有說。

                  一切都是過眼云煙。

                  現在實在是無法想象了。

                  為人父母的行程表上,已經沒有時間讓你去容忍孩子這樣大膽放肆的消遣了。

                  盡管這種良性的忽略讓自己受益,輪到我們當了父母,對成功的判斷標準,卻是我們能對孩子進行多么嚴格的監控,恨不得把他們緊緊拴在身邊。

                  夏竹麗擔任巴納德學院院長期間,應《紐約時報》專欄約稿寫了一篇文章,建議父母多給孩子一點信任,不要對他們大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大包大攬。她提到有位父親,專門休假一年來指導女兒的大學申請準備工作。她提到有位母親,親自陪著女兒去見系主任,討論一個研究項目。她又提到另一位母親,說因為自己付了學費,要求校方把女兒的成績單直接寄給她。

                  “一年付三萬五千美元,肯定是想得到一些服務的。”波士頓東北大學“家校聯系辦公室”主任告訴《紐約時報》的塔馬·盧因。她的辦公室主要就是處理家長事務的,因為如今的大學管理中,父母已經是無所不在了。

                  幾年前,盧因女士在《紐約時報》上發表了一篇文章,寫了大學校園里代溝變小的問題。不僅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家長們的問題,也指出了學生自己的問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其中有一個喬治·華盛頓大學的學生,一個月和家人的手機通話時間遠超三千分鐘。她似乎把自己家看作一個很有用的學術資料庫。“我可能會給爸爸打電話,問他‘土耳其的庫爾德人是怎么回事?’這比自己去查找資料容易多了。他什么都知道。我爸爸說什么我基本都會信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另一個喬治·華盛頓大學的學生被問,有沒有覺得和父母太親近了,她一臉茫然不解:“那是我們的父母啊,他們本來就應該幫我們。這本來就是他們的職責所在啊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我們越來越覺得,這樣深入參與到孩子的生活中是特別正當的行為,對他們的生存至關重要。我們把他們的號碼設為快捷撥號,通過聊天軟件注視他們,追蹤他們的去向。我們認為打過去的每個電話他們都要接,只要他們計劃有變就要向我們報告。我們總是胡思亂想,覺得一離開我們的視線,他們就會遇到前所未有的新危險。我們會把“恐怖主義”掛在嘴邊,彼此警告“世道不同了”“和以前不一樣了”“不能放任他們干我們以前干的事了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然而孩子總是要面臨危險的。

                  想想二戰以后鋪天蓋地的廣告,說這是戰后的獎賞,是田園牧歌般的十年。你問問在那十年間長大的孩子。新車,新家電,腳蹬時尚高跟鞋、圍著荷葉邊圍裙的女人從烤箱里端出一盤盤餅干,烤箱外面涂了琺瑯漆,是象征戰后“豐足”的顏色:淡綠色、金色、芥黃色、棕色、深橙色。

                  這實在是最安全的時代了,然而也并不安全:問問那些在耽于幻想的戰后世界中看到廣島和長崎慘象照片的孩子;問問那些看到死亡集中營照片的孩子。

                  “這種事情我一定要知道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金塔納如是說。當時,我發現她趴在馬里布的床上,藏在被子下面呆若木雞,露出難以置信的表情。她拿著手電筒,看著一本《生活》雜志的老照片選集,也不知道是從哪里找到的。

                  她在馬里布的房間,掛著藍白格子的窗簾。

                  我還記得她給我看那本書時,窗簾被風輕輕吹起。

                  她給我看的是瑪格麗特·伯克·懷特為《生活》雜志拍的照片,主題是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焚化爐。

                  她“一定要知道”的事情,就是這個。

                  或者,你問問那個在一九四六年的大部分時間里,都不允許自己入睡的孩子。她得知六歲女孩蘇珊娜·德格蘭的命運,感到無比恐懼。那年一月七日,這個孩子被人從芝加哥家中的床上綁走,在水槽里肢解,然后一塊一塊地遠遠拋在北邊的下水道。蘇珊娜·德格蘭失蹤六個月后,芝加哥大學十七歲的大二學生威廉·黑爾倫斯被捕,被判終身監禁。

                  或者,你問問那個九年后開始關注加州十四歲女孩史蒂芬妮·布萊恩失蹤案的孩子。史蒂芬妮從伯克利初中放學回家的路上,像往常一樣抄小道穿過克萊蒙特酒店的停車場,突然失蹤了。她再次出現,是在離伯克利一千多公里之外,加州最北端的山野間,被埋葬在一個淺淺的墳墓中。史蒂芬妮·布萊恩失蹤五個月后,加州大學金融系的二十一歲學生被捕,被控謀殺了這個小女孩,兩年內定了罪,在圣昆廷監獄的毒氣室被執行死刑。

                  蘇珊娜·德格蘭和史蒂芬妮·布萊恩失蹤與死亡的事件,都發生在激進的赫斯特報業為主要媒體的地方,所以兩個案件都有廣泛而聳人聽聞的報道。種種報道都清楚地總結了一個教訓:童年本質上就是危機四伏的。孩子弱小、天真,處于食物鏈的最底端,隨時可能死去。每個孩子都明白或者曾經明白這一點。

                  正因為明白,有的孩子才會給卡馬里洛精神病院打電話。

                  正因為明白,有的孩子才會給二十世紀福克斯打電話。

                  “這個案件發生的時候我才八歲,還沒長大,從第一天到最后結案,我每天都在《奧克蘭論壇報》上追蹤事情進展。這種陰影跟隨了我一輩子。”最近,有個網絡記者回憶史蒂芬妮·布萊恩案件時這樣寫道。“我只能趁父母不在的時候偷偷看,因為他們覺得我這個年齡的孩子不應該看兇殺案的報道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成年后的我們,便漸漸淡忘了童年時的沉重與恐懼。

                  你好,金塔納。我要把你鎖在車庫里。

                  五歲以后我就再也沒夢到過他了。

                  這種事情我一定要知道。

                 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,令她飽受折磨的恐懼之一,就是怕約翰去世,世界上只剩下她一個人來照顧我。如果沃森醫生打電話來的時候,你沒接呢?如果你沒在家,如果你沒能去醫院見他,如果高速公路上出事了,我會怎么樣呢?

                  她怎么可能會覺得不是我來照顧她呢?

                  我從前總是問這個問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現在我反過來問:

                  她怎么可能會覺得我能照顧她呢?

                  她見證過我特別需要照顧的樣子。

                  她見證過我無比孱弱的樣子。

                  這種焦慮屬于她,還是屬于我?

                  我了解到這種恐懼,是她暫時撤了呼吸機的時候,反正是在某個重癥監護室,我也記不得是哪一個了。

                  我說過,重癥監護室都是一個樣子。

                  藍白印花的窗簾,塑料管子里氣體與液體的汩汩之聲,輸液管中的滴答滴答,肺里的水泡音,突然響起的各種警報。

                  召喚醫生的警報。匆忙奔來的急救車。

                  這種事情不應該發生在她身上。

                  應該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院的重癥監護室。

                  只有在那個醫院,她撤下呼吸機的時間比較長,能夠進行這場對話。

                  你們留下了那么美好的回憶。

                  是的,但回憶也會模糊。

                  它們逐漸消融,漸漸飄散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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