發表時間：2019-05-29 17-05 來源：鳳凰網文化 【打印】 [瀏覽次數:]

　　 瓊·狄迪恩，美國作家、記者。生于1934年，20世紀60年代步入文壇。她在小說、雜文及劇本寫作上都卓有建樹，在美國當代文學領域有舉足輕重的地位。2013年，美國政府授予瓊·狄迪恩美國國家人文獎章。

　　唯一的女兒因病離世后，作家瓊·狄迪恩陷入痛苦與糾結。悲痛之余，她以文字記錄與女兒金塔納的點滴回憶，以此與摯愛道別，獲得走出悲傷的力量。

　　她說，我們需要學會接受失去，就像接受偶爾的急流旋渦和每日的潮起潮落。

　　她在文字中探尋生與死、情感與自我之間的關聯：是否人們從根本上無法互相了解，甚至對彼此一無所知？是否因為我們的不同，使我對你的痛苦甚至離去的預兆置若罔聞？是否即便沒有生死的阻隔，我們也不曾真正親密？父母與孩子之間，究竟應該如何相處，日后又將如何相憶？

　　我不知道多少人會自認是成功的父母。

　　自覺成功的人一般會舉出那些象征著（他們自己）社會地位的東西：斯坦福的學位、哈佛的MBA、常春藤聯盟大學畢業生聚集的律師事務所的暑期實習。而不怎么愿意自夸做父母的技巧的人（也就是大多數人），會像念經一樣重復我們的失敗、疏忽、不負責任和各種托詞。

　　“成功父母”的定義經歷了非常明顯的變化：從前我們認為，成功的父母能夠鼓勵孩子進入獨立的（成人）生活，“提升”他們，放手讓孩子去飛。如果孩子想要騎著單車沖下陡坡，父母可能會象征性地提醒一下，沖下這個陡坡就會進入一個四岔路口。但歸根結底，最想培養的還是孩子的獨立精神，所以父母也就不嘮叨，不過多地提醒了。如果孩子想去做一項結局可能很糟糕的活動，父母可能會提醒一句，但只提一次，不會再說第二次。

　　我在二戰期間的孩提時代便是如此。在戰爭中長大，就意味著我需要比在和平時代更強的獨立性。父親是空軍的財政官，戰爭剛開始那幾年，母親、哥哥和我就跟著他，從塔科馬的路易斯堡到達勒姆的杜克大學，再到科泉市的皮特森基地。日子過得并不算艱難，但想想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期間，生活在美國軍事設施附近的那種異常擁擠、混亂不堪的狀況，我的童年也絕不是安居無憂。

　　在科泉市，父親的停駐時間比在塔科馬和達勒姆都要長，所以哥哥在周圍轉悠著交了朋友。我經常在精神病醫院走動，錄下我偷偷聽到的那些對話，自己創作些“故事”。當時，我從來沒想過，比起安穩地待在薩克拉門托，像其他孩子一樣去上學，當下的日子是一種多么不合理的生活方式。

　　但就算我覺得不合理，也不會有什么實質性的改變。世界正在大戰。戰爭不可能因為孩子們的愿望有任何緩和或轉移。孩子們容忍了這令人不快的事實，得到的回報就是他們可以創建自己的生活。這些孩子的父母面臨的最好選擇，就是任由孩子們自由野蠻地生長，而這背后隱含的影響，卻無人去深究。

　　戰爭結束了，我們又回到薩克拉門托的家。但家庭教育的主題依然是放任自流。

　　我還記得十五歲半拿到實習駕照時，就覺得可以吃完晚飯從薩克拉門托開車到太浩湖了。要沿著蜿蜒起伏的山間高速公路開兩三個小時，到達之后，我們又立刻轉頭開回去，因為車里的飲品都帶齊了，再沿著來路開兩三個小時回家。我開車消失在內華達的高山之中，而且還算是徹夜醉駕，結果爸媽一句都沒有說我。

　　我還記得，大概也是十五歲的時候，在薩克拉門托北邊的美利堅河漂流，結果被大水沖進一個分水壩，然后拖著漂流艇來到上游，又玩了一次。對于我這樣的行為，爸媽仍然一句話也沒有說。

　　一切都是過眼云煙。

　　現在實在是無法想象了。

　　為人父母的行程表上，已經沒有時間讓你去容忍孩子這樣大膽放肆的消遣了。

　　盡管這種良性的忽略讓自己受益，輪到我們當了父母，對成功的判斷標準，卻是我們能對孩子進行多么嚴格的監控，恨不得把他們緊緊拴在身邊。

　　夏竹麗擔任巴納德學院院長期間，應《紐約時報》專欄約稿寫了一篇文章，建議父母多給孩子一點信任，不要對他們大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大包大攬。她提到有位父親，專門休假一年來指導女兒的大學申請準備工作。她提到有位母親，親自陪著女兒去見系主任，討論一個研究項目。她又提到另一位母親，說因為自己付了學費，要求校方把女兒的成績單直接寄給她。

　　“一年付三萬五千美元，肯定是想得到一些服務的。”波士頓東北大學“家校聯系辦公室”主任告訴《紐約時報》的塔馬·盧因。她的辦公室主要就是處理家長事務的，因為如今的大學管理中，父母已經是無所不在了。

　　幾年前，盧因女士在《紐約時報》上發表了一篇文章，寫了大學校園里代溝變小的問題。不僅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家長們的問題，也指出了學生自己的問題。

　　其中有一個喬治·華盛頓大學的學生，一個月和家人的手機通話時間遠超三千分鐘。她似乎把自己家看作一個很有用的學術資料庫。“我可能會給爸爸打電話，問他‘土耳其的庫爾德人是怎么回事？’這比自己去查找資料容易多了。他什么都知道。我爸爸說什么我基本都會信。”

　　另一個喬治·華盛頓大學的學生被問，有沒有覺得和父母太親近了，她一臉茫然不解：“那是我們的父母啊，他們本來就應該幫我們。這本來就是他們的職責所在啊。”

　　我們越來越覺得，這樣深入參與到孩子的生活中是特別正當的行為，對他們的生存至關重要。我們把他們的號碼設為快捷撥號，通過聊天軟件注視他們，追蹤他們的去向。我們認為打過去的每個電話他們都要接，只要他們計劃有變就要向我們報告。我們總是胡思亂想，覺得一離開我們的視線，他們就會遇到前所未有的新危險。我們會把“恐怖主義”掛在嘴邊，彼此警告“世道不同了”“和以前不一樣了”“不能放任他們干我們以前干的事了”。

　　然而孩子總是要面臨危險的。

　　想想二戰以后鋪天蓋地的廣告，說這是戰后的獎賞，是田園牧歌般的十年。你問問在那十年間長大的孩子。新車，新家電，腳蹬時尚高跟鞋、圍著荷葉邊圍裙的女人從烤箱里端出一盤盤餅干，烤箱外面涂了琺瑯漆，是象征戰后“豐足”的顏色：淡綠色、金色、芥黃色、棕色、深橙色。

　　這實在是最安全的時代了，然而也并不安全：問問那些在耽于幻想的戰后世界中看到廣島和長崎慘象照片的孩子；問問那些看到死亡集中營照片的孩子。

　　“這種事情我一定要知道。”

　　金塔納如是說。當時，我發現她趴在馬里布的床上，藏在被子下面呆若木雞，露出難以置信的表情。她拿著手電筒，看著一本《生活》雜志的老照片選集，也不知道是從哪里找到的。

　　她在馬里布的房間，掛著藍白格子的窗簾。

　　我還記得她給我看那本書時，窗簾被風輕輕吹起。

　　她給我看的是瑪格麗特·伯克·懷特為《生活》雜志拍的照片，主題是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焚化爐。

　　她“一定要知道”的事情，就是這個。

　　或者，你問問那個在一九四六年的大部分時間里，都不允許自己入睡的孩子。她得知六歲女孩蘇珊娜·德格蘭的命運，感到無比恐懼。那年一月七日，這個孩子被人從芝加哥家中的床上綁走，在水槽里肢解，然后一塊一塊地遠遠拋在北邊的下水道。蘇珊娜·德格蘭失蹤六個月后，芝加哥大學十七歲的大二學生威廉·黑爾倫斯被捕，被判終身監禁。

　　或者，你問問那個九年后開始關注加州十四歲女孩史蒂芬妮·布萊恩失蹤案的孩子。史蒂芬妮從伯克利初中放學回家的路上，像往常一樣抄小道穿過克萊蒙特酒店的停車場，突然失蹤了。她再次出現，是在離伯克利一千多公里之外，加州最北端的山野間，被埋葬在一個淺淺的墳墓中。史蒂芬妮·布萊恩失蹤五個月后，加州大學金融系的二十一歲學生被捕，被控謀殺了這個小女孩，兩年內定了罪，在圣昆廷監獄的毒氣室被執行死刑。

　　蘇珊娜·德格蘭和史蒂芬妮·布萊恩失蹤與死亡的事件，都發生在激進的赫斯特報業為主要媒體的地方，所以兩個案件都有廣泛而聳人聽聞的報道。種種報道都清楚地總結了一個教訓：童年本質上就是危機四伏的。孩子弱小、天真，處于食物鏈的最底端，隨時可能死去。每個孩子都明白或者曾經明白這一點。

　　正因為明白，有的孩子才會給卡馬里洛精神病院打電話。

　　正因為明白，有的孩子才會給二十世紀福克斯打電話。

　　“這個案件發生的時候我才八歲，還沒長大，從第一天到最后結案，我每天都在《奧克蘭論壇報》上追蹤事情進展。這種陰影跟隨了我一輩子。”最近，有個網絡記者回憶史蒂芬妮·布萊恩案件時這樣寫道。“我只能趁父母不在的時候偷偷看，因為他們覺得我這個年齡的孩子不應該看兇殺案的報道。”

　　成年后的我們，便漸漸淡忘了童年時的沉重與恐懼。

　　你好，金塔納。我要把你鎖在車庫里。

　　五歲以后我就再也沒夢到過他了。

　　這種事情我一定要知道。

　　很久以后我才知道，令她飽受折磨的恐懼之一，就是怕約翰去世，世界上只剩下她一個人來照顧我。如果沃森醫生打電話來的時候，你沒接呢？如果你沒在家，如果你沒能去醫院見他，如果高速公路上出事了，我會怎么樣呢？

　　她怎么可能會覺得不是我來照顧她呢？

　　我從前總是問這個問題。

　　現在我反過來問：

　　她怎么可能會覺得我能照顧她呢？

　　她見證過我特別需要照顧的樣子。

　　她見證過我無比孱弱的樣子。

　　這種焦慮屬于她，還是屬于我？

　　我了解到這種恐懼，是她暫時撤了呼吸機的時候，反正是在某個重癥監護室，我也記不得是哪一個了。

　　我說過，重癥監護室都是一個樣子。

　　藍白印花的窗簾，塑料管子里氣體與液體的汩汩之聲，輸液管中的滴答滴答，肺里的水泡音，突然響起的各種警報。

　　召喚醫生的警報。匆忙奔來的急救車。

　　這種事情不應該發生在她身上。

　　應該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院的重癥監護室。

　　只有在那個醫院，她撤下呼吸機的時間比較長，能夠進行這場對話。

　　你們留下了那么美好的回憶。

　　是的，但回憶也會模糊。

　　它們逐漸消融，漸漸飄散。